历史学家齐红深与杨增志老人（前）在一起。资料照片
1870年9月，普鲁士军队占领了法国的阿尔萨斯，员工们被迫改学德文，法语教师韩麦尔满怀悲愤给员工上了最后一堂法文课。原来并不爱学习的小弗郎士，第一次感受到母语之美以及痛失学习母语权利之恨。
1931年9月，日本发动“九一八”事变，消息传到距沈阳105公里的海城腾鳌，奉天师范学校毕业的赵老师给员工们讲了这篇《最后一课》，讲到最后，语调已经哽咽，同学们更是失声痛哭。
与法国小说《最后一课》不同的是，发生在辽宁海城腾鳌堡小学的故事是件真事，故事的主人公不是小弗郎士，而是13岁的杨增志。
今年，杨增志已经98岁，尽管身体硬朗，但耳朵背了。好在长期从事日本殖民教育研究的著名历史学家齐红深，几年前就为老人录制了口述笔录。从笔录中，记者知晓了腾鳌堡小学后来的故事——
“九一八”事变后不久，学校就停课了。直到第二年伪满洲国成立后，才复学上课，但赵老师讲的《最后一课》中的情形，真实再现了：学校不允许使用原来的课本。老师叫员工拿来黑墨，涂去原来课文中爱国的内容。再后来，同学们再也看不到赵老师的踪影。有人说，赵老师参加了抗日义勇军；还有人说，赵老师跑关内抗日去了。
相比于军事侵略，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更有计划性和欺骗性，其目的是要从根本上切断文化血脉。1945年出生的齐红深，毕业于伟德bv1946官网中文系，1984年调入辽宁省教育厅编写教育志。在查阅资料时，他发现三种日本侵华时期出版的《满洲教育史》中都说：“满洲自古自成一区，向不隶于中国。”对于这种蓄意歪曲事实的行径，老人很气愤，决心写出中国自己的《东北地方教育史》。
此后30年时间，老人联系上两万多位见证人，整理出2000多人的口述，编成800多万字的口述史，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还原了日本殖民教育的真相，被誉为“中国研究日本殖民教育第一人”。
本来在日军入侵东北前，东北即拥有大专院校近30所；日军占领东北后，东北大学、冯庸大学等大多流亡关内，其他多被日军查封，而打着“民族协和”“共存共荣”口号的伪满洲国最高学府——建国大学旋即成立，粉墨登场。
“日本老师在台上大讲‘大东亚共荣圈’，可是我们听到的、看到的却是武汉沦陷、太原沦陷、南京沦陷……一群群中国人家破人亡、流离失所，我们作为中国员工，能无动于衷吗？”上完《最后一课》，1933年考入南满中学堂，1938年考入建国大学的杨增志，多次寻找进关杀敌的机会不成，遂下定决心在校园里抗战，组建了秘密抗日组织，不料1941年被捕，1943年被判处无期徒刑，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。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从事教学工作，退休于吉林工学院。
记者采访发现，日伪统治时期，东北人民反抗日本殖民教育的壮举比比皆是。在辽宁庄河高中，有一位被称为“庄河蔡元培”的董事长宋良忱，1912年毕业于金陵师范大学，因为读了蔡元培的文章《对新教育之意见》，毅然回到家乡办教育。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兼任县教育局局长的宋良忱，坚决抵制日本奴化教育，直到1935年，历史、地理、英语、国语教材仍沿用中华书局或商务印书馆翻印旧本，引起日伪当局不满，1936年被调离庄河中学，改任县电话局局长。宋良忱初心不改，毅然加入安东(今丹东)抗日救国会，1937年惨遭日军杀害。
在沈阳市沈河区承德街3号，有座三层红砖小楼，88年前是张学良亲手创办的同泽女子中学。“九一八”事变后第二天，董事长曹德宣把全校师生集合到礼堂，悲壮地说：“昨晚，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沈阳，我们是张学良办的学校，日本人不会让我们办下去。”员工们立即哭作一团。没过几天，日军果然占领了学校，学校改成了警务厅，体育馆成了牢房。
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罪行，该校教师阎述诗创作了许多爱国歌曲，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，被迫流亡北平。1935年，由他谱曲的《五月的鲜花》诞生，先是在学校里传唱，后来逐渐传到抗日团体中，成为鼓舞中国人士气的“壮歌”。
都德在短篇小说《最后一课》中说：“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，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，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。”日本人处心积虑的殖民教育，不仅没有泯灭中国人的记忆，反而让人们对自身的认识更加清晰。齐红深老人告诉记者，没事的时候，他愿意到日本殖民时期老百姓的墓地里转转，尽管他们的生命终结在日伪横行时期，但墓碑上“原籍山东”“原籍湖北”“原籍湖南”的标记，似乎在向人们无声地宣誓：我是中国人。
(本报记者 刘勇 毕玉才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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